1、历史沉淀和制度性约束使中国金融信用基础脆弱信用观念淡薄。

如前所述，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速，企业逐渐脱离国家的庇护，开始独立面对市场风险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企业（特别是国有企业）一直都是在国家计划调节经济中生存，人们的经济活动更是建立在执行和完成计划上，而不以信用原则为基础，可以说大多数国民都对金融信用缺乏认识，信用观念淡薄。虽然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传统，孔子在2千年前就说过：“民无信不立”，“与朋友交而无信乎”，但是在迈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时，传统诚信观念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形成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信用制度，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信用制度和信用资源的有效需求。

2、信用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守信成本高，失信成本低。

市场主体是“经济人”、“理性人”，他们在市场中做出的一切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，因此，如果守信能带来利益，而失信会遭受损失的话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守信，反之亦然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但是目前中国社会规范不成熟，体制安排不合理。一方面对失信的惩罚不严厉，另一方面守信的收益不明显，守信的交易成本太高，失信的成本低，收益大，以至“格雷欣法规”发生作用，出现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，导致守信的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或者自动放弃守信原则。

其实，信用不仅是一种美德，也是一种商品，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。目前中国企业在运行中，忽视信用的价值，不会有效利用、创造信用这一商品，增强自身竞争力，反而去摧毁原来就很脆弱的信用市场，只看到失信可以给他们带来短期“利润”，而忽略了长期利益，博弈论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反复博弈。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将前一次的信用和以后每次的交易（得益）联系起来，产生某种因果关系。因此失信的人不必支付高昂的代价，其他人看到失信的好处，自然而然地在利益驱动下也开始放弃守信，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：“与狼生活在一起，你也会学会嚎叫”。

3、信息不对称。

根据斯蒂格里兹的理解，信息不对称是指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所得的信息不一致。在金融交易活动中，金融机构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，不对称的，并且获取信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，更重要的是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获取客户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，这不仅表现在获取决定贷款信息时，还表现在贷款获取后监督贷款人行为时。贷款人为获得贷款可能隐瞒真实信息，甚至提供虚假信息。

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信用的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，影响到金融信用的整体状态和效率。随着金融投资渠道多元化，投资工具不断创新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资源开始得到多种利用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中的分业管理和分业经营的现状，不同投资方式的受理具有较大的限制，造成了金融信息的分割。

2001年以来，股票市场接二连三的爆出内幕，说明了证券市场存在的信息不透明，不公开的问题。随着住房贷款，消费信用等新的信用形式的启动，金融机构面对成千上万的交易对手，更加难以收集交易对手的有效信息，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，急需沟通金融机构与企业、个人之间的桥梁――金融信用的发展和完善。

4、确实存在着一些改革失误。这主要表现在改革的顺序上，侧重于机构的扩张，对机构失败没有明确的处置规定；侧重于从融资上去发展金融，缺乏对经营管理机制的重视；侧重于运动式的时冷时热，缺乏长远的稳定的连续的金融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。因此，要解决上述问题，还必须从思想认识入手，从思路、机制等多方面去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。